吴泽阳：孝道的悖论

原载于：2010年12月1日《联合早报》第14页，交流站


            在传统中华文化（新文化运动之前）里，孝道是中国人一切道德观的根源。孝道的发源至今约有2500年，所推崇的是符合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如此久远的一样文化产物要被现今社会所应用，就一定得认真地评判才下定论。即使真理没有办法通过辨思来达到，我们也不应该狭隘地一味追随传统、否定挑战。西方的思想史显示社会的进步往往需要通过对传统思想的理性挑战、批判和否定来完成。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也许就是伽利略的比萨斜塔试验了。他通过那个试验否定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科学理论。同样的，文化的应用一样要接受挑战，要不然就会像一辆没有经过撞击测试的汽车一样，会危及使用它的人。

            孝道是一个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思想框架，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思想框架有它自身规范的一系列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可在元代郭居敬撰写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找到。《二十四孝》里面的故事虽说是要举列模范行为，可是里面也不乏荒谬、残暴和缺乏理性的典故。比如“戏彩娱亲”、“埋儿奉母”和“哭竹生笋”都超出了理性或人性的范围。虽然说这些行为不一定能准确的代表孝道的核心价值观，不过它们却指引出了这种思想的发展方向。因此，孝道的发展方向是跟现代所呼吁的“人格平等”、“互相尊重”有相冲突的。

            笔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孝道的核心价值观在于“延续”。“延续”指的是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延续。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指的就是一个人如果不能繁衍后代（指男孩）、让他们来祭拜自己和祖先，那么这个人就是不孝的。另外，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句话指的是一个人在守孝期间要按照父亲的生活模式来生活三年才算是孝。这就是精神上的延续。当几代人都在世的时候，那人们就得遵循“三纲”，即君为臣纲（忠）、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面的问题其实一目了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孝道重男轻女、不尊重女性、不尊重子女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所以，孝道所真正提倡的思想其实已不适用于现今社会。

            回看历史，中国早在100年前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等作家在这一方面有相当大的贡献。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是在说明礼教所造成的伤害，批判忠、孝、节等伦理道德的迫害性。陈独秀更问道：“宗法时代的封建道德与现代生活是否相容呢？”他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陈独秀最终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人拥有独立的人格，那么这个国家在民主制里便形同精神残废。

            假如中国人自己于一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否定孝道，那么为什么21世纪的新加坡还需提倡孝道呢？笔者认为这是出于大家对养老问题和两代人际关系的关注，因而把“孝道”变成了争论的主战场。新加坡有公积金制度，其目的在于确保每一个人在退休之后都可以在经济上自足。可是，目前仍有一部分老年人没有充足的养老金以维持正常生活水平，因此需要找出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赡养父母法令》便是一个方案。为了不让养老问题和两代人际关系问题变成冷冰冰的法律程序，有些人便搬出了“孝道”这么一个方案，殊不知它后面所继承的许多宗法时代的弊病。本人相信新加坡的父母是开明的，已经超越了孝道所提倡的许多落后概念。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继续改进现有的社会养老机制，发展现代精神文明，而无需再推捧古远的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