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阳：一场被极端化的辩论

原载于：2012年1月11日《联合早报》第21页，言论版

            针对薪金检讨委员会的报告，大家已经说了很多、很多。报告里面的说辞和数据被一次又一次的转述，也已经让人厌烦。李显龙总理已经决定接受这份报告的建议，说明这件事的大局已定，1月16日的国会辩论应该不会擦出新的火花。现阶段可以算是一个“劝导期”，即支持者试图劝服反对者的时期。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任何关心政治的公民在这件事情上应该都很难保持中立，情有可原。要是有一个词可以用来总结这整场辩论里面的各种用来归劝的论据的话，本人觉得这个词是“极端化”。

             极端化”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将问题局限在很小的一个视野和状况里面来讨论。第二个层面就是把一些后果过度地放大。这两种手段在辩论里面是经常被使用的，也很有效。可是，当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讨论来得到真理的时候，这种做法就很容易让议题失焦。本人可以用几个例子来作说明。

             薪金检讨委员会第一个要遵守的原则就是“确保薪金够具竞争性，让有才干的人不会因而退缩”。这个原则背后所凸显的信仰是“钱针对所有人都是万能的”。只要细心地想一想，我们便可以发现这种观念不是完全正确的。国际权威的盖洛普咨询公司去年便发现当一个人的年收入达到6万美元之后，这个人的快乐水平便不会再有任何显著提升。同时，世界各国都有著名的商界人士转而从政的事例。比如新西兰现任总理约翰·菲利普·基从政之前是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外汇事务的国际主管，年收入达225万美元，却依然愿意担当年薪仅30多万元的总理职务。这些事例说明要吸引真正的人才，高薪不是唯一的方法，更不是最理想、也不是最现实的方法。试问，高薪的人才从政，是更稀罕那钱，还是更稀罕那职务所带来的权力？

             有些读者可能会反驳我，认为“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这一观点是本人要探讨的第二个被极端化的例子。不少报章的撰稿人都异口同声地提出“政治热情不能拿来当饭吃”的观点。本人完全同意：有做事就要给工钱啊！可是，这种论述的言下之意是在指责纳税人太过吝啬，把政治人物的薪水压得太低，等同于压榨他们。本人要问：减薪就等于不给薪水吗？减薪之后，即使是最初级的部长、即便是一年的工作完全不达标（无常年可变动花红、个人表现花红、国家表现花红可拿），新加坡的部长依然可以领取至少71万5000新元的年薪。

             另外，也有不少人提出假如不给高薪就会让新加坡变得平庸、甚至是贪污腐败到处滋生。他们也认为新加坡早期领导人的奉献精神是一种巧合；我们不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检视现在这一代和平时期的领导人，这些都是被极端化的论据。本人早已在去年12月29日所发表的文章里提出贪污是没有借口可言的。这种危言耸听的“国家沦丧威胁论”实在是没有道理，因为这是在拿国家未来的福祉来做为个人利益谈判的筹码。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世界闻名；“高薪养廉”的说法其实是抢了贪污调查局杜绝贪污的功劳。

             就“奉献精神巧合论”来说，它也把现在的领导班子贬低了。难道和平时期的领导人就非得给高工资才能挤出跟前辈一样多的奉献精神？难道现代新加坡社会真的发展到穷得只剩下钱？我相信这对不少有基本自尊心的人（包括有意从政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与其把精力花在替这种谬论狡辩，不如好好检讨如何让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更能凸显公共服务的真谛，避免让政治继续这么金钱化、物质化下去。

             薪金问题之所以触动这么多国人的神经，主要就是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被真正的解决。假如这一问题能够真正的被解决，政府也就不用学吴俊刚先生所倡议的“力排众议，引导舆论”那么困难的方法去说服民众了。通过极端化的论据来尝试说服群众是对不起公共智慧的。最重要的是，4年半之后，选民会更愿意接受现在出现在主流媒体上的评论观点，还是在网络上的另一些评论观点呢？

             最后，本人还是呼吁在辩论的时候，观点不同没关系，但应该有基本的礼貌。《联合早报》1月9日的言论版里面出现的“耍嘴皮子”和“扯淡”这类谩骂他人的粗俗词语以后应该尽量避免，这样才能显示各方的风度。